聽到弘治皇帝的話，同樣也感受到了後諸多同僚們的目光，劉健緩緩的站立出來說道：“海是太祖皇帝時期制定的國策，起初的目的只是為了防患倭寇，但並沒有限制百姓出海捕魚，也沒有限制商人出海經商。”
“在成祖時期，我大明更是七下西洋，威名遠播，這才有了後續四方來朝的盛世之景，但也因此加重了我大明的負擔，同時東南沿海地區，商人只知利益而忘國法，為逃避稅賦，屢屢假扮倭寇，致使歷代先王逐步加嚴海，這才有了現在片帆不得下海的嚴格政策。”
毫無疑問，劉健還是站在了周經這一邊，一來他是河南人，是北方人，跟南方的世家大族、士紳商人沒有任何的瓜葛。
二來劉健也是有名的賢能之臣，一心為國，這也是他深受弘治皇帝賞識的原因，昨天他可是親眼看到了來自天津的海魚，更是親耳聽到了李東陽和周經向弘治皇帝彙報的況。
對於劉健來說，只要是利國利民之事，他都支援，不說現在北方三省饑荒肆虐，縱然是沒有饑荒，這海洋捕撈能夠收穫如此多的食，能夠讓沿海老百姓吃的更飽，他也是要支援的。
而且對於南方這邊商人一邊私自出海牟利，一邊又支援南方士林實行嚴格海的事，他也是一清二楚。
之所以一邊私自出海一邊又實行海，無非就是為了逃稅，大明的稅本來就已經非常低，三十稅一，但是商人們依然要逃稅。
鹽商、糧商、海商、布商等等，在大明雖然商人明面上沒做任何的地位，但實際上，因為稅率極低，再加上都逃稅，所以商人們基本上都是不需要交稅的。
大明中後期的時候在江南地區一年的商稅銀子僅僅只有可憐的幾千兩，說出去都沒有人相信，偌大一個富庶的江南地區，一年的商稅銀子僅僅只有幾千兩，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明朝的商人逃稅是何等的嚴重，在他們的眼中估計根本就從來沒有交稅這個意識。
朝堂之上每當有人提出要徵商稅的時候，比現在的況還要更加糟糕，兵部尚書馬文升提出大同邊警，餉費不足，要求增加南方兩稅折銀的數字。
內閣三閣老之一的謝遷都站出來表示反對，他說：先朝因為南方賦稅較重，所以用摺合銀兩的辦法來減輕。如果再提出增加，恐怕百姓不堪負擔，結果馬文升提出的議案沒有被透過。
除了逃稅之外，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壟斷大明對外的貿易。
大明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等自古以來都是遠銷海外，根本不需要說運到歐洲去，即便是運到朝鮮、倭國、南洋等地區去，利潤就已經極為可觀。
實行嚴格的海，一般的商人根本就不可能出海，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士族、大商人可以出海，從而形成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暴利。
大明朝廷和皇帝雖然窮的叮噹響，但是江南地區